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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黯然收场，留给了世人太多的失望与叹息。就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而言，哥本哈根会议是失败的，它未能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公平的、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与资金援助承诺，以阻止气候灾难。但是，从“南北格局”的角度出发，哥本哈根会议可能标志着21世纪的真正开始，它动摇了全球地缘政治难题的传统要素，见证了一个全新的长期准备的地缘政治的亮相，预示着全球新的地缘政治的来临。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标志着20世纪的真正开始一样，哥本哈根会议标志着21世纪的真正开始人类社会进入后哥本哈根时代。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出现，以及将世界划分为主要排放国（MECs）、最脆弱国家集团（MVC）和其他国家的普遍趋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础四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中的中坚力量，并将无可避免地改变全球气候政治格局。尽管发达国家试图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并竭力加深中国与最脆弱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这一特定的利益冲突只存在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在可预见的谈判进程中，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仍将与发达国家斡旋，共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计。

　　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方案背后蕴藏了巨大的阴谋与陷阱。就“八国方案”而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在2020年前后出现并随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50%；同时发达国家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80%，而全球排放量与发达国家排放量之间的余量则是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排放空间。这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随全球排放量一起快速下降，在发展中国家排放量达到峰值并随之快速减少的时候（即2020年后），其人均排放量是多么的少。而人均排放量预测还会造成严重误导，它们隐含着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排放量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用人均排放量（而不是人均累计排放量）来定义公平往往掩盖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仍在努力摆脱贫困，并更普遍地创造新的、有尊严的、可持续的生活模式。而人类目前唯一证实的、可以摆脱贫困的方法仍然要涉及大量地使用能源，因此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及其排放量都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而发展中国家减贫、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根本不可能在很小的剩余排放预算里得到解决。发达国家不愿意减少其自身的排放量，却言辞确凿地向发展中国家鼓吹这些减排方案的合理性与可取性，为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